可以说，民国初年是一个礼治崩溃、宪法虚设、共识分裂的社会。
法案起草机关在这个时候既表达自己的意见，补强对法案的论证，同时也审慎地反思法案可能存在的问题。不过，广泛主体参与还不是合宪性审查的提请，而只是动因。
一方面，它着力在立法机关内部扩大审议空间、参与范围以及塑造参与机制，从而在保证民主参与的基础上，让全国人大常委会单独掌握宪法审查权力，且其他国家机关和政治主体原则上不能反向作用于审查机关。三、合宪性审查的事后提请入口及其程序机制 在法律体系运行过程中，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关国家机关特别是法院，可以在生效立法涉及宪法问题时提出意见和建议。这就将合宪性审查的权力授予了立法机关。(三)行政诉讼动因下的提请程序 诉讼机制能够解决行政行为和一些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问题，《行政诉讼法》对此也做了规定。进入专题： 合宪性审查 审议民主 。
相反，如果将合宪性审查的内容、工作、程序等分散开来，特别是过分强调在备案审查制度中推进相关工作，将一些不是那么典型的案例视作合宪性审查工作成绩，以备案审查处置方式取代违宪处理以及责任追究，容易消解合宪性审查原本所具有的权威功能。王建学：《作为民主对话平台的宪法审查程序》，载《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1期。首先，北仲的成功，除其自身的因素外，政府的支持是重要的前提。
但目前除了北仲等少数已经趋于去行政化改造完成的仲裁机构，我国大多数仲裁机构行政化色彩还较为严重。首先，作为仲裁法所规定的仲裁机构的登记机关，司法行政部门相较于其他机关，诸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民政部门等，对仲裁机构的业务更为熟悉;其次，民法典也不排斥司法行政部门作为非营利法人的业务主管单位;最后，司法行政部门仍应对仲裁机构的设立作出实质审查。《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也明确指出，对于仲裁等公共法律服务，应以群众满意度来检验其工作成效。改革后的事业单位所涉足的领域基本延续了《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2条所列举的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四大板块。
〔42 〕 可见，在我国仲裁法施行的26年间，仲裁机构所作出的裁决在一定程度上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公信力。（二）建立强制退出机制 如前所述，基于对仲裁机构定位的错误，一些地方并未依据现实需求设立仲裁机构，导致了仲裁机构的无序设立与发展。
法人的机关因法人的种类不同而有所区别。结合民法典构建的法人体系，我国仲裁机构的法律地位宜确定为社会服务机构。即便可以组建会员大会重新设立仲裁机构，现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在一定程度上也不能完全适用于仲裁机构。〔40 〕学术界近年来也频繁指出我国仲裁公信力不足的问题，认为我国仲裁在仲裁公信度、公正度方面与法治发达国家相比尚有很大的差距， 〔41 〕受社会、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仲裁制度的构建，尤其是制度的实际运行在客观上还存在诸多不足，还不能充分满足日益增长且要求更公平、更公正、更有效率解决纠纷的社会需求。
如果说前者有仲裁案件基数也存在着上升的说辞，那么后者确实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仲裁裁决存在不公正的问题。〔76 〕基于现有仲裁机构由国有资产设立属历史遗留问题且无法逆转，在其去行政化的改革中，特事特办也在所难免。虽然对于我国仲裁机构的定位有不同的主张，但仲裁机构非营利性的属性应是无争议的，故应把非营利性作为仲裁机构改革的方向。〔77 〕合法、适当的治理结构是确保法人目的实现的重要因素。
〔92 〕但在我国仲裁实践中法律适用错误和事实认定错误还较为普遍的情况下， 〔93 〕如果现在贸然放开对仲裁机构设立的审查，极有可能引发大量仲裁不公的现象。参照意味着仲裁机构终究不是事业单位。
（二）仲裁机构去行政化的艰难探索 《重新组建仲裁机构方案》规定，在仲裁机构组建初期，仲裁机构可参照事业单位的相关规定设立。大改模式虽然能够完成我国仲裁机构真正的转型，从而与国际上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实践接轨，但困难也同样巨大。
首先，深圳国际仲裁院探索建立以理事会为核心的法人治理结构，不再实行传统事业单位行政首长负责制的单一治理模式，淡化仲裁机构的‘行政化色彩，有效保证机构的独立性和中立性，进而吸引更多的商事争议当事人自觉选择该院作为仲裁机构。小改模式易于执行，阻力较小。也正是从此时开始，关于仲裁机构法律地位的问题，逐渐引起了各方的关注与探讨。〔63 〕特别是在我国现今社会团体与政府脱钩改革并不顺利 〔64 〕的大背景下，仲裁机构从事业单位法人到社会团体法人的转变，可能同样会面临行政化的困扰。如果当前我国各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能够体现出公正性，仲裁机构法律地位的改革也就并非刻不容缓。目前我国绝大多数仲裁委员会均由符合法律规定的市的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组建，仲裁委员会的领导大多数也是该市的行政领导。
通过立法的形式，更能为仲裁机构的转型提供明确的指引。仲裁法早已规定的中国仲裁协会也应在仲裁机构改革时予以建立，从而实现对仲裁机构有效的外部监督。
对于仲裁制度而言，推进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法治轨道就在于明确仲裁机构的法律地位。虽然一些仲裁机构在仲裁法第13条的基础之上还增加了相关学历、职称等相关条件，但对于一些中小仲裁机构而言，基于其所处地域等局限，如若增加选任仲裁员的条件，可能面临仲裁员紧缺的问题。
先裁后审阶段主要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到经济合同法的施行为止。〔50 〕司法部相关工作人员也明确指出：司法部研究推进仲裁机构内部治理结构综合体制改革，明确市场化法治化改革方向，真正使仲裁机构成为面向市场提供仲裁服务的非营利法人。
为了构建符合其属性的组织机构，罗昆教授从解释进路和立法进路两个层面对捐助法人决策机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的法定职权进行了研究。仲裁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需要不断推进与完善其内部治理体系。社会服务机构的前身是民办非企业单位，本质上是从事公益事业的事业单位，只不过主要由民间力量兴办。（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全面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
大致可将其归纳为小改与大改两种模式。有观点就指出，由于仲裁机构不能定位为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或社会服务机构，因而仲裁机构改革的方向只能是其他公益性非营利法人。
〔39 〕仲裁机构的办案人员也指出：一般而言，当事人之所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撤销仲裁裁决申请，通常并非单纯因为对程序有异议，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对实体结果感到不满。〔73 〕截至2019年底，全国共设立260家仲裁委员会， 〔74 〕其绝大多数是根据仲裁法第10条由符合法律规定的市的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组建设立的，而仲裁机构法律地位的改革也不可能全部推倒重来，只能在现有基础之上加以转化。
小改模式的提出，与北仲自身的情况不可分割，因为北仲在去行政化改革的道路上已经走得非常成熟了，其已经拥有了一整套成熟、完整的基本摆脱了行政干预的运行系统，无需推倒重来。〔22 〕其次，《深圳国际仲裁院条例》对整个仲裁体系规则作出了一个系统、明确的规定，基本上形成了一套稳定、成熟的运作机制。
对于那些能够或已经实现了自收自支的且去行政化水平较高的仲裁机构，只需完成变更登记即可。在实践中，通过当事人提起撤销仲裁裁决请求进行监督是一种最主要的司法监督方式。有学者就1996年至2010年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申请撤销北仲仲裁裁决案件进行研究， 〔37 〕发现当事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案件呈上升趋势，法院裁定撤销仲裁裁决的撤销率也基本持上升趋势。〔69 〕 其次，从事物本质的角度而言，社会服务机构他律性的本质也契合仲裁机构的职能属性。
李永军教授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财团法人无自己的决策机关，必须完全按照章程或捐助人的遗嘱执行，民法典第93条规定了捐助法人的决策机构，值得思考。即便立法者认为将仲裁委员会定性为事业单位法人不够准确、清楚，仲裁法颁布后，大多数仲裁机构仍将自己定位为事业单位法人。
上述两条进路均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立法进路更适合我国仲裁机构的转型。事业单位模式下，行政机关对于仲裁机构的设立拥有极大的话语权，这就导致了仲裁机构行政化色彩浓厚，偏离了仲裁机构民间性与独立性的本质属性，也引发了仲裁机构内部治理体系混乱与治理能力不足的问题。
仲裁法的颁布，将仲裁机构从国家行政机关的体制中独立出来，对仲裁机构的独立性予以了确认。实务界与学术界对于我国仲裁裁决的公信力也颇有微词。
